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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卓舒:惟有真实才能长久

2016-05-07 15:35:47 作者:yuanhui 点击:

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敢把信封写一遍就扔掉,那我比葛朗台还葛朗台,这是深知财富来之不易,这没有过错。全社会对待财富应该是公正的,我们个人拥有它,创造它,至于以什么形态往下传,实际上是企业的生命力,企业到底能办多久,这是摆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面前的问题。只有在法治社会、市场经济条件下,向下传财富不传企业的时候,财富会大打折扣,遗产继承传一次打一次折扣,最后都归于社会,那些不孝子孙想挥霍糟蹋也没有那个机会。

  我对自己的评价最好是真实。我喜欢真实。我们在这里谈,可以侃侃而谈,也可以儒雅的谈,还可以更深层、更专业、学术的谈。但这只是我的一面,回到现实生活当中,我们单位没有我不训斥的人,但大家都知道我的内心是善良正直的,情感是高贵的。除了工作上我六亲不认,此外我是最好相处的人。我也和别人一样,别人所喜欢的我也喜欢。我喜欢真实,人就是人,我觉得,我身上和所有人一样,有着很多人固有的缺点,但是我问心无愧,我自强不息,知道惭愧不安,稍做了有愧良心的事,就会反醒自己,会发自内心的不安和惭愧感。此外我不停地自新,不停地学习,就是到今天这样,每天也不停的阅读,思考自己。所以我希望是真实的,惟有真实的东西才是长久的,才是永恒。

  小时候家境贫难,不停地逃学,但家里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书特别多,当我字还认不全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。一是接受书的熏陶;二是父母是知识分子;在大兴安岭同学和同事被打成右派的有很多是一代精英,非常优秀,到家里去,讲一些历史上的杨家将、岳家军等,令人荡气回肠。所以,在我还是孩童时,听了就热血沸腾,从小就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善恶感,一种英雄感,一种追求。

  当时看到的经典的书,特别是中华民族比较传统的,大多数是精忠报国的,杨家将、岳家军等,这是典型;还有一般的清官廉吏治天下。虽然说很难像成人那样读懂,但是,一种激情、一种影响、一生的情感在孩儿时期得到启蒙,这一点是任何学校给不了的,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环境之一。童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生。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经历,特殊的童年,给了我一生用不完的财富,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我们从骨子里是高傲的。可以随俗,但内心是高贵的,骨子里是高傲的,我们不做任何有悖良心的事,因此,在决定自己行为的时,良心、良知、高贵情感支配自己的一生。二是艰难困苦。如果没有这种艰难困苦的经历,仅靠一般的读书和教育是达不到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战胜,除非死亡。小时候所有的艰难我都经历过,乞讨、苦力、打柴、喂猪,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做过。为了生活,磨炼自己的意志。三是奋斗追求永不停息。劳碌命在童年时期已经形成,劳动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。我们通常讲,大人物做大事不拘细节,那是在原则问题上。在宏观上,我们也曾经讲,诸葛亮做什么都事必躬亲,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是鞠躬尽瘁,一方面是宏观要到位,没有黑洞,细微之处要极其细微,极其细微比较耗尽心血,特别是曾国蕃,他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耗尽心血,如夫人探亲,过淮河,带多少钱?吃谁的饭?

  在现代人当中,往往有两种类型,一种人是面对困难坚强不屈,解决困难;另一种人是既然我处于这种压抑的环境,可能对社会产生不满,而且在生活中屡见不鲜。同样是一种贫寒和艰难,有的人把这种过错归于社会,然后报复社会,逐渐走入阴暗的心理,毁掉几代人,社会有社会的责任。我始终认为,不论到任何时候,个人都应该承担属于个人的那部分责任,把一切过错归于社会,本身也是一种不公道。

  我的童年极其艰难,在艰难中别人给予过我们帮助,给予过我们温暖,给予过关爱,所以,反差特别强,刻骨铭心,终身不忘。我们家每年在供祖宗时,包括给恩人磕上几个头。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,后来打得太多了,全国一共也没有几十万知识分子,于是提出甄别,就是清理一下,把打错的挑出来,就像现在的平反,其实根本就不可能。我母亲抱着一线希望,领我到了省城哈尔滨,到哈尔滨后,奔波了几天,身上的钱花完了,东北当时很冷,吃饭找最简陋的饭馆,吃高粱米。我母亲领着我走了一个店又一个店,最后来到一个地窖子,屋里两张桌,我母亲买了两碗东北的高粱米,在我们之前,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,端菜的地方,放了一盘肉,一个二十多岁的叔叔,端一碗米饭,我正隔着桌子看这盘肉,母亲出于自尊,用身体挡着我不让我看,那位叔叔转身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,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米饭和白菜吃完,把肉给了我。在今天看来,能买上几十列火车的也只不过花一点钱,在当年,这一盘肉,它的价值不只是一餐饭的问题。和所有人一样,我们期盼别人关怀,但在那时很少得到帮助,一经得到,有巨大的超过物质本身的作用。我曾说过,付出,因为我付出,所以我快乐。我的儿子在国外留学,逢年过节我们寄一些东西,他都分给大家;多做,尽可能多关怀大家,学会在付出中找出一种愉悦,这种价值观对你的一生都是快乐和幸福的。人生不如意十之七八,如果你能把不断的付出,把做出牺牲当作一种最大的价值观念,很多不幸、灾难性的东西都可以战胜。童年的这些经历给予我高贵的情感,起着书本不可替代的作用,而这种高贵的情感也在激励着我,只要有一口气在,有一线希望,我都不会停留,都会拼命工作。

 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,这种心理非常强烈,因为我的父母本身非常正直和善良,和其交往的人也是,我们受到别人的关怀,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帮助别人,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能力帮助别人,但是有这样一种生活目标,价值标准;我非常看重这些,而不是做企业的三十六计等,那些只不过是招数,我更渴求的是道,这是根本。

  长时间以来我追求的是自己理想的模式。几千年来追求的成功的模式:读书、做官、为天下。这在少年时就已经比较明晰,青年时非常强烈,想做官,做很大的官。能够治天下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远大抱负,不为良相便为良民,做良相,做很大的官,造福于百姓,写天下不朽的文章,性格悲剧也恰恰表现在这里:一方面有这样一种内心涌动,在不停的冲动下努力;另一方面,在非法治社会,在政治体制不完全现代的环境下,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,不一定最适合做官的做官,也不一定是不应该做官的做不了官。一方面想从政,从政不外乎获得权利和使用权,又不肯去随俗获得权利,这种梦随着四十岁过后,感觉到非常渺茫,当然,如果适时调整自己,做官也可以做上去,有机会做,但真正从政,很大的官和崇高目标是两回事,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,没有做大官的手段,所以放弃了原有的想法。在外人看来,我很潇洒,到处讲学,往来的是大的学者。不管多大的学者在,只要有我在,书的主编肯定是我,我可以不停地讲,把十几万字的大纲硬是讲出来,很多人觉得这不错,但是内心的煎熬,只有自己才能知道,所以,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。

  从想从政到办企业应该说跨越非常大,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如果从政,理想是那样的遥远,如果不从政,又不甘心这一生就此荒废。不从政,经商?我向来不喜欢经商,我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,意气风发,喜欢激情,大建设,大开发,所以也是没有办法,选择了房地产。当我人生第一目标无法实现,我确定了三条:一是办一个中国真正的、一流的、现代的可能一百年不衰的大型企业,现在看根基已经牢牢地扎起来。二是办一所能被国际所承认的、学生确实负有天下责任感的大学。三是当企业办到了一定程度,办慈善机构。现在我们已经捐了几千万,使几十万孩子返回学校;我的目标去年在人民大会堂已经讲过,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,把一百万失学孩子送回学校,如果能做到,也没有白办企业。做企业就像战争,有的人父子三代,死了几百万人,也没有打下江山,有的人不用一兵一卒,江山也能到手,如赵匡胤。和战争一样,兵多未必赢,兵少未必打败仗。钱只是作为企业再生财富的资源之一,不是最主要的,当钱占的比例越大,其它资源发挥作用越少,包括智慧,钱占的比例越小,其它资源发挥作用越大,也包括智慧。投资好比一瓢水,就像农村的机井,停了一夜,变成真空,舀一瓢水倒进去,压一下,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出来,投资就好比这瓢水,关键是能不能看好井。如果这井底下是个黑洞,把海水灌进去也不行;如果水正在不停地往外流,这瓢水就是暴殄天物。我们很多人都是看哪个行业热了就往哪个行业里投,当你看见哪个行业赚大钱时,这个行业就已经走下坡路了。

如果现在把做成那点事,归纳成漫不经心地轻轻一拨就把地都赚回来了,那是胡吹;一切没有变,被别人夸明知是假的,心里也高兴。我在报社决定辞职的时候,手里那点钱是微乎其微的,五个小凳子是我的床,抱着后脑勺往那一躺看着房顶,哼着“老子要买一块田,可惜手中没有钱”,报社的朋友怕我想不开,时不时地下来看看说:“快有钱了,快有钱了”。由于我把其它工作做得很扎实,对省会的发展的判断、包括经济衰退、宏观调控的判断、房地产具体行业的判断、包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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